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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经典中发现现代性 


如何在经典中发现现代性
——第七届衡水诗歌节专题讲座
 
        作者:格式
 

  给峻梁报上这上题目,有些后悔。他可能也觉得我要讲好,讲透,也很困难,建议我先过磅称称自己几斤几两。衡水的衡,本来就有度量的旨义,比较是自然,不敢被测试反而遭人诟病。与其如此,不如把自己讲成笑话,也算是对本届诗歌节的一大贡献。
 
  如何在经典中发现现代性,这个题目乍听起来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用现代的话说充满了悖论,其实内在地存在着一种对话关系、一种映照关系。从美学供给侧的维度来打量,这个问题似乎很匮乏;但七零后诗人早早注意到了,或者早早感受到了,这是一个热点。正如新时代是意识形态的一个分期一样。在七零后的眼里,这个题目就成了“同时代性”。河南诗人黑女正在写的一本书即是这个层面的挖掘与深探。在座的诗人孤城于经典和现代性的和平共处中立起了个我的诗学标杆。江弱水讲唐诗采用连壁的方式,将新诗与唐诗对着讲,发现彼此共振的部分,深觉古代的诗人与当下的诗人完全可以做兄弟,彼此并不存在隔的心理空间问题。上次来,我为“燕赵七子”批了八字;这次来,重点看一首诗的风水。所谓风水就是微观地理学,一首诗的空间如何安放?如何达至疏可走马,密不透风?我这么说,在座的就有人犯嘀咕了:格式,你怎么老爱用跨界的词?际此,我想告诉大家一个秘密:近五年我不大在诗歌界混了。经常在书法圈、当代艺术圈闲逛。今天演讲的这个题目,恰恰是我这些年闲逛的一个收获。这个问题恰恰也是当代艺术面临的比较棘手又比较紧迫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经典呢?从常识的角度来看,常念为经,常数为典。经典就是经得起重复。画画的有句俗语,叫做好画怕上墙。挂住挂不住,挂住了就是好画,挂长了就是经典。经典的好诗也是如此。不怕读破,不怕歪曲甚至诋毁,不能寡妇的裙子经不住扯。当然,这牵扯到材质的问题,也牵扯到寡妇定力的问题。一首经典能守住自己,就是因为安于自己的本分。本分则心安。安心则乱云飞渡仍从容。从方向上来说,经是纵向的,而典本身就有标准、法则之谓。中国有个成语叫“数典忘祖”,今天我的行为叫老生常谈,但有数典念祖,有点追根溯源的味道。一首唐诗的风水之于当下的人,是否真正有本命的影响?老生常谈,谈的是常识,常识就得常说常新,与时俱进。如此看来,常识的现代性是跨越时空的。那么,什么是现代性?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通过现代性的定义,不难发现,现代性与经典应该是一种很拧巴的关系,似乎有点故意搅局的意味。请大家注意“一半”这个词。现代性不是经典的全部,而仅仅是一半。偶然,这是经典的起始状态;过渡与短暂,说的是经典的过程化。这三个词从时间的向度上来看,偶然是点,短暂是线,过渡是面。点、线、面的交织,表明现代性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度的;不是孤立的,而是巨大星体在时空中发生的弯曲。
 

  在正式开讲一首古诗之前,我先讲一个成语:物是人非。众所周知,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物过剩的时代。马克思曾指出商品拜物教的问题。苏非舒曾提出过物主义。物的过剩不是物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正常情况下,物做对了,而人老是犯错,何故?因为物各安其位,在其所在。而人作为动物,一动就离位,一离位就损人损己,所以人非是一种常态。人做事,天在看。如果顺天意,事好成。人为就是伪。伪肯定属于非。古人做事先问问天——占卜;今人做事先看看有没有钱——役于物。因为盲动,人出了很多笑话,有个成语叫“久动必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写过一首诗叫“故宫一游”,对此类现象有过精细的描述。诗的最后几句是这么写的:回家后/告诉亲人和朋友/你见到皇帝的夜壶了//从前门进去/从后门出来。体制内上级教育下级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事实上,对于人来说,这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正是这种本性的偏离,让孔子不得不吾日三省吾身。“存天理,灭人欲”这句话尽管说得有些苛薄,但毕竟道出了人之可怕的东西。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之于人,是一种常态。因为人爱把自己当作万物之灵长,甚至万物的主宰。人什么时候学会时刻从物的位格看待万物,与万物和平相处,人非就少了。万物平等,众生平等,这两个词是高人爱讲的,而人人平等永远是人的一种期许,理想主义的色彩比较浓。
  
  谈恋爱的人爱说,你心里没我。虽然是一句充满埋怨的情话,却道出了构成一首诗风水的核心要件——位置。为什么人们批评政府,最爱用的词就是失位、缺位、越位?盖因人们确切地感受到位置的影响力事关个人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深切地体味到在哪个位置就干哪个位置的活。安心首先是安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这么说的时候,已经越位了,所以出笑话全在情理其中。对此,开讲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基本的预判。当然,为了把今天的题目讲明白,可能我还有干一些越位的事儿。有一个词叫“尸位素餐”,意思是在其位不谋其政,好端端地把一个位置浪费了。今天我把宋峻梁这个活给揽了,就得放手去干。否则,既对不起峻梁,也对不起自己。现代管理学有个观念:垃圾是放错位置的天才。如果从位置层面看,那就是用错了一个人同时也浪费了一个位置。位置何等重要?现在人们找人找地方,电话里爱说,你给我发个位置。位置,从物理学的角度看,有三种属性:1、空间;2、方向;3、事物之间的关系。“云深不知处”说的就是不知在哪个位置。(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位置本身的聚集力。)我们爱讲一个人一定要定位准确,否则会做许多荒诞的事情。面对未知的空间,我们找不到方向;面对已知的空间,我们容易迷失方向。原因就是没有把事物之间的关系搞清楚。我曾经写过一首诗《终南山》,就是对树、石头、溪水、阳光、孩子之间的多重关系的一种确认。我也没“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而是把自己放平了,尽量让事物自己说话。眼下的好多诗人跟杜甫一样,爱替花鸟操心,爱替花鸟办事。试问:如果你弄通不了花香鸟语,请对花鸟放手吧。花鸟也有嘴巴,让人家自己说,不行吗?难道你的表达就比花鸟高妙吗?它们之间的关系理清楚了,位置自然就得到了确认。位置一旦确认,一个物理场与一个词语场就结伴而生了。天、地、人三驾马车一动,再动,互动,联动,一个自在的宇宙便出现了。
 
  凡是对中国文化有深入研究的人,都知道国人大部分都是相对论者,而很少绝对论者。即便法律这样严肃的事儿,也从来不把话说死了。可,不可,可不可。正如非,是非,非是非。双重的辩证,自否,互否,互证,都有了。前年的时候我们区开政协会,区委书记刚从下面县里调任过来,便对参会的列席人员产生了疑问,因为和他所任职的原来那个县列席人员的范围不同。会务组马上对书记的疑问进行了讨论,政协主席一句话一锤定音:中国的事儿没有说死的时候,咱们这么做对照政协章程也没错啊。这句话对我影响极其深刻,我马上联想到若干现象。比如闯红灯罚款,50元至200元。如此弹性的尺度,给人性的发挥可谓留足了空间。“云深不知处”前面那句“只在此山中”,似乎给定的位置很明确,其实也是一句大而化之的话,如同大写意。“不知处”的说法显然工笔的要求,马上就令前面的指认陷入迷惘和恍惚的境地。为什么会这样?位置决定态度。像非非主义早期的诗,取消了价值判断,来源似乎是法国的小说《橡皮》——罗布.格里耶。但仔细梳理,不难发现,这是最具中国性的思维方式,修辞能力。态度暧昧,之于科学,或许是个障碍;但之于艺术,就是一件幸事儿。我接下来要讲的这首经典,第一个特征:就是没态度。这首诗大家可能猜到了,我已经释读了两句,前面的两句即: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这两句的语气比较肯定,也不含糊。如何定位呢?“松下”这个词很关键,表明寻隐者已经进山了,而且来到了一棵松树下或一片松林里。或许是密布的松林让寻隐者产生了恐惧,因而突生了问路的念头。从问者的口气中,我们可以断定,寻隐者已经找到隐者藏身的地方。不然,童子的对答会说其师如何如何呢?但这种对答又是具体中蕴含着不确定的成分:光说干什么去了,没说到什么地方采药了。说了没说死,而且这话说得很圆。这首诗是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寻隐者之于贾岛,是一件大事儿,要事儿;也可能是一次重要的文化交流,也可能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交际行为。(外交事件)寻隐者《不遇》,这种概率在古代发生率能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一是通讯不便捷,二是隐者行走的踪迹飘忽不定。寻人相遇,是正常的;不遇是非常的。当然,这也是偶发事件。这种偶然,造就了诗性。正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一种必然的结果,不是艺术所要的。艺术要的仅仅是一种可能。
 
 
  先前说过,古人做事先问天。很显然,老贾寻隐者当天没有事先问天,否则寻隐者不会不遇。“不遇”,充分暴露了人的局限性,表明人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为所欲为。这也是《寻隐者不遇》成为经典的第二个因素:小心处事。就不遇的结果进行反思,老贾明显地感到了上天的一种报应。问天是对天的一种尊重。如果连这种基本尊重都做不到,后果自负。越想后果越严重,老贾觉得这件事如果记录下来,千万不能“我”字当头。再说了寻隐者是件很私密的事儿,先把自己隐起来,既是对上天的敬畏,又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这首诗的神秘感,一举双得,多么合算啊。现在的人写诗,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一首诗要是离开“我”,好象就不能活了。老贾主意拿定,干脆素面朝天。在字词上,也不搞什么微言大义,更不搞什么话里有话。反对隐喻,这么难的事儿,老于坚没成功,老贾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反讽这东西,固然能体现一首诗的现代性,他也没使唤。因为老贾不是不会发牢骚,而是不能发牢骚。他要顺从上天的意志行事,既要尊重隐者的生活方式以及存在方式,更要尊重事情的本来面目。不遇,这事儿可大可小,但老贾做到了不增不减。寻隐者不遇这件事儿,本没有什么,我把这件事儿的过程说清楚就完了。这种坦然,与老贾摆正自己的位置有致命的关联。老贾不想种别人的地,荒自己的田,设法让事与物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都敞开了,自白即表白,即告白,即坦白。广东的大草倡导的白诗歌,似乎承接了老贾的这一做法,强调用词要素,以素显朴。子曰:绘事后素。(原意:先有白色底子,然后绘画。比喻有良好的质地,才能进行锦上添花的加工。)讲的也是这个意思。说到素,不能不提一下衡水的老诗人姚振函。他把素作为描写的最终标准来执行的。比如他的《平原和孩子》:一个孩子/在平原上//为什么这孩子恰好/处在平原中心//这么大的平原/这么小的孩子//平原上什么也没有/平原上只有一个孩子。没有生僻的字词,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没有比喻,貌似具体却不精微,但他的感觉十分精到。正因为他这么素,他在中国诗界才成了不是个吃素的人。理由很明了: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且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所以,他才是平原上的那个孩子。这个孩子虽然没说话,但和老贾的那个童子有异曲同工之效。多年前,我曾和姚振函做过一个对话,题目就是——先锋就是义无反顾的质朴。如今,姚振函的好多诗都成了经典。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如何在经典中发现现代性,似乎正是当年那个话题的继续。由此可见,姚振函在中国新乡村诗的开拓上建树了自己的方法论。
 
  诗的技艺永远在诗中。我们在经典中发现现代性,事实上是寻找一种方法论的价值取向。就《寻隐者不遇》而言,老贾的注意力是千方百计让我们关注这首诗的物向性。这首诗中的物为什么做对了?是因为它与人构成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整首诗歌涉及到的人有三:贾岛,童子,隐者。涉及到的物也有三:松树,山,云。人与物自始至终都看不到紧密的关联——同在,并存。时隐时现,造成了童子的个在——老贾在语言的表达上至少是缺席的,隐者干脆不在。只现身一个人物,在对话中还处在一个被动的位置。这样以来,松就成了主角,山和云就可以兴风作浪了。但老贾没这么做,他要将人放在物中说话。对于人/物以以及物/物,他要一碗水端平。本着有饭大家吃的原则,他对六个元素不偏不依。读过《周易》的都知道,易有三原则:易、变易,不易。这三原则,其实也是任何经典必备的三要素。我们可以大胆地设想,老贾在《寻隐者不遇》这首诗中呈现了三人、三物。如果把人/物视作阴阳,三人、三物当作六爻,那么我们在这首诗中会看到一个小宇宙的自在易象。如果把“不遇”再误读为“不易”,那么老贾对经典的追求不就昭然若揭了嘛。再说了,他本身就是一个有名的苦吟诗人。诗人梁小斌说,诗言笨。老贾的苦吟,恰恰自证了个我的朴。他的大朴为我们生出了一首元诗。

 
  最后我要说的是,《寻隐者不遇》写出了老贾的隐痛。在这首诗中,老贾的隐身以及隐者的真隐,都是非常明确的。只有到开始落实具体细节就含立马糊了。如隐者究竟在何处,光说个大概;再追问,就只能说山野的云彩太厚了,看不见。大而化之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老贾也不会例外。老贾这样做有他的道理。一个著名诗人到山里寻找隐者喝茶或请教,没找到,毕竟是件不光彩的事儿。这件事儿,反正江湖上有人知道了,又不得不解释一下,就像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回答宜粗不宜细。不写不行吗?不行。因为写一下这件事,对自己是一个交待,对上苍也是一种忏悔。如果事先问问天,还能发生这么令人尴尬的事吗?由是,这也成就了这首诗的方法论——轻描淡写。他不突出每一个字词,力求每个字词都获得同等的待遇。他要将每一个字词“素”到只取其表面意义,恨不能用一种消字灵的方式进行写作。不露声色,不留痕迹。因此,寻隐者不遇,本来是一个人的失败之行,通篇却看不见老贾的任何沮丧和挫败感。老贾没想太多,只是把这件事儿的过程说清而已。至于这件事的是非,老贾拒绝做任何评介。按时下的说法,这是一首事件诗。一首说事的诗,在当下诗写者的笔下,最终文本呈现的空间是一个平面。而老贾提供的却是一个立体的场景。而且,这个场的召唤功能相当强大,让我们常读常新,百读不厌。不让情绪干扰一件事的发生,不叫情感污染一件事的本来,这就是老贾的初心。这首诗可以称得上零度写作,也可以叫客观写作。与当下流行的许多诗歌主张都很合拍。这种恒定的诗性,我想就是经典所蕴含的现代性。
 
作者:格式
来源: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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